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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50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安徽大別山麓的農村。家中有奶奶、外婆、父母和六個弟妹，共11口人，兄弟姐妹7人中我排行老大。初中畢業升學考試時，我以總分第一名考上了郭沫若先生題寫校名的高中“花涼中學”。 那時，農村以家庭勞力出工記工分，年終按人口平均決算“余款戶”或“缺款戶”，“缺款戶”則扣分糧食。我家出工勞力只有父母，父親因患肺結核病，不能出全勤做工分。我家連續兩年成“缺款戶”，全家人兩個冬天只有喝芥麥地瓜糊。 迫于家庭生活負擔，父親無奈想讓我輟學，回家幫他支撐家庭重擔，打算讓我學一門手藝，或獸醫或泥瓦匠，并且師傅都聯系好了。而學校老師則鼓勵我繼續上學，說放棄讀高中太可惜，因為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，并且還是優秀學生干部。 第一次面臨人生抉擇，怎么辦？我幾次獨自到屋后山梁上來回走著，想著。老師的期望，自己升學讀書的渴望，激發了我的勇氣。我決心向父親請愿。當年升學招生是春季。大年三十年夜飯后，弟妹們都去睡覺了，我陪父親守歲，當面向他表達了想上高中的愿望，并談了自己的打算：利用每個周末和寒暑假，回隊里掙工分，爭取負責連自己在內三口人的工分，以擺脫“缺款戶”的困境。父親終于被我的決心所打動，點了點頭。當晚我睡了一個好覺，做了一場夢，夢見了上高中報到時的場景。 夢醒后，已是大年初一早晨。我興奮地迅速起床，穿衣走出家門，按昨晚睡前想好的方案，挑起糞箕往村子后山走去，撿拾糞肥。大年初一，人們都在過年，我可以撿到比往常多很多的肥料，給生產隊可以賺取工分。因此，我高興至極。 忘我地邊撿邊走，不經意間來到了鄰村村口。突然，一陣清脆的女聲喊我的名字。我吃驚地停下腳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低一年級的同學，也是我老師的女兒。頓時，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往頭上涌，無地自容，一時間答不上話來。同學見狀，忙叫老師招呼我到她家坐坐，休息一會。老師用“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”的話語溫暖我。帶著老師的鞭策，我從失尊中轉過神來，繼續往其它村子走去。一個早上的收獲，可以賺到成人一天出勤的工分。后來，那位女同學與我同班同學在北京結為夫妻。時隔多年，我帶著妻兒到北京登門拜訪，還談及那年的“大年初一”，女同學連聲說“你真不容易，很勵志！” 這個“大年初一”過后，高中期間每個周末和寒暑假，我都全勤出工，基本工分為每天7分。插秧、耘草等體力加技術活，我能與成人一樣干的記10分。輪流看守隊屋，每晚記工2分。別人輪流，我堅持坐莊。被子每人各自帶一床，合睡。冬天，有的人家孩子尿床，被子沒干，我也頂著濕冷的被子忍著睡。這樣堅持著，我終于兌現了對父親的承諾，我們家也扭虧為盈，全家人冬天不用再喝糊了。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，我十分珍惜。我不但完成了高中學業，所有學期都被評為“三好學生”，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。 高中畢業，鋪就了我的人生之路。那時，大學招生尚未恢復。高中畢業回鄉后，我被選為民辦教師、大隊團支部書記。入伍到部隊，先后擔任文書、書記、報道員，很快入黨提干。部隊推薦干部去考試，上地方的全日制大學，我被寧波師院中文系錄取，圓了大學夢。撰寫的新聞稿件和工作調研文章，被《解放軍報》等軍內外報刊采用，多次立功受獎。轉業安置考試時，筆試面試成績都是第一。 改革開放40年來，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如今，孩子們的“大年初一”，可謂豐富多彩。有長輩們發紅包的，有父母帶著“過年游”的，有的過年期間還到著名高校甚至出國游學……年輕一代，生逢盛世，幸福可嘉。回首我的“大年初一”，雖然苦澀，但也助我邁出了人生奮斗的第一步，至今留給我的仍然是滿滿的正能量。 >>>更多美文：情感驛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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